文工团女兵被家人鼓动退伍：易遭非议 难找对象

蔡国庆现身马年春晚的《难忘今宵》合唱（资料图）

据Vista看天下报道，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凌晨，又是一曲《难忘今宵》结束了这一年度的开年大戏。这是演唱者之一、总政歌舞团演员蔡国庆第20次出现在央视春晚。在他之前，总政歌舞团以及空政话剧团的牛莉和邵峰已经分别为这台晚会表演了三个节目。在这样的大舞台上表演，是部队文工团的常规演出之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也让这个团体中的年轻人们体验到了与同龄人不一样的酸甜苦辣。

津贴不多，对象不好找

2007年夏天，应届毕业生王媛媛(化名)报名参加了北方某大军区文工团的考试。进入文工团以后，王媛媛才发现，军队体系和自己此前接触的世界截然不同。

对王媛媛们来说，坊间对军队文工团女文艺兵的种种戴着“有色眼镜”的非议才是最不能接受的。曾特别支持王媛媛入伍的母亲因为担心女儿的工作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在她每年回家时，都鼓动她退伍。

2012年，王媛媛选择了退伍转业。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说不上大，也不算小”。那是一次下部队慰问演出，一个小战士给团里正在表演的军旅明星献花时，因为紧张不小心把花掉在了地上。演出结束后，这位“明星”“一个劲儿地跟团里领导告状”，指责小战士不懂礼貌，害自己要当众捡花。同在后台的王媛媛和很多人只能听着。

她需要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出早操，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又因为是文工团资历最浅的学员，每天早餐后的7点，她就必须到训练室进行声乐培训，中午11点半才能吃午饭。午餐后是雷打不动的午睡，这一个小时，即使睡不着，也必须在床上躺着。之后，又是一下午的声乐培训。直到下午5点结束训练，用完晚餐后，王媛媛才有自由支配的时间。

进入文工团的前三年，她每月的津贴只有2700元。虽说在部队吃住不用花钱，节假日时，文工团还会发一些大米、食用油等物品，但她希望购买喜欢的化妆品、好看的衣服鞋包时，还是要慎重考虑一番。自己和在地方歌舞团的同学相比，时尚品位“相差了一万光年”。而文工团里副团级别待遇的工资只有4000元，正团则是5000元。

“有的男孩子因此(收入少)都不容易找对象。”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唐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不好找对象”不只是男文艺兵的烦

当年曾掀“走穴”风

2008年，得知空政文工团招人的消息后，纪敏佳来到报名处排队。很多报名者认出了因2005年“超女”选秀小有名气的她，一些人小声议论说：“你为什么还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抢名额！”进入空政文工团以后，她得知，自己的条件“特招是完全没有问题”，“真是挤占了别人的名额”。

不管是特招入伍的明星，还是在文工团中闯出名堂的文艺兵，如鱼得水的一直都是功成名就者。

上世纪80年代，当港台流行通俗歌曲流传入内地后，海政文工团的青年歌手苏小明在一次演出中演唱了《酒干倘卖无》《童年》和《乡间小路》，大受好评。随后，毛阿敏、杭天琪等军旅明星刺激了各地演出市场的火爆。现年68岁的海政文工团舞蹈演员林一楠(化名)回忆，当时团里很多红起来的年轻人开始频繁“走穴”。

曾是成都军区话剧团演员的刘晓庆(微博)曾在邯郸连演24场，每场报酬150元，相当于她3个月的工资。演出结束后，刘晓庆捧着3600元“巨款”连夜回家，来来回回数钱。

“最初时，参加一次走穴能挣二三十块，后来逐渐涨到一两百块，再往后就是几千块一首歌。”林一楠说。

这一现象最终引起部队高层的关注，私自“接活儿”的人一旦被团里发现，就面临写检讨、受处分的遭遇。1985年，苏小明赴法国学习声乐，她应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之邀录制了《我在巴黎》《不变的是真情》等个人专辑，踏出了离开文工团体制的最初一步。而后，各个部队文工团陆续出现成员“出走”的情况。#p#分页标题#e#

下海潮重演，减员政策冲击

而“下海潮”在30多年后的今天，又重新上演。

几年的短暂军旅生涯后，包括特招入伍的第二炮兵文工团成员“凤凰传奇（微博）”等多位明星转业回到地方。凤凰传奇的经纪人徐明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凤凰传奇的收入来源归纳为1:1:1，即商业演出、广告代言和演唱会、衍生收入各占三分之一，网游甚至保暖内衣也成为他们的涉足领域。徐明朝表示，如果还在部队体制内，以上的每一部分商业活动，都与部队严格推行的纪律相悖。对于很多著名演员打了报告要求转业，军内人士透露，文工团的态度是，“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

普通文艺兵则感受到了一种另类挫折。

1985年年中开始，解放军“百万大裁军”行动开始。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数次撤并后，很多地方部队的小文工团都消失了。就算是空政、海政这样级别的文工团，也经历了变动。“受电视技术冲击，很多话剧团都全员被撤了，军乐团也几乎绝迹。”林一楠告诉记者，当时就连她自己也因“常年跟随外交官丈夫在国外，没有演出工作量”险些被裁。

类似的氛围同样出现在了2013年。11月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的改革整顿箭头，再次指向了部队文艺团体。春节前，总政、空政等多个文工团纷纷在全团范围内开展业务考核，开始实行末位淘汰制。

“要主动要求参与演出，不要等着别人来给你安排工作。你先全力去工作，不然没资格去提出要求。”纪敏佳这样劝说那些迷茫的人。

“战士非常渴望我们过去演出”

关于部队文工团存废问题的讨论，早在此前半年韩国取消文艺兵制度时，就一度喧嚷起来。

“我认为文工团绝对是非常必要的存在。你去看看文工团下部队的演出就会发现，那些战士，尤其是在边远地区驻守的战士非常渴望我们过去演出。战士不是机器人，他们也需要娱乐和艺术。”纪敏佳说。

“舞台就是战场，大家拎着脑袋在坑道里表演。”现年83岁的王洪生回忆起在抗美援朝战场的那段经历时称，他们那代文艺兵，除了给前线官兵进行慰问演出，还需要搬运弹药，或是在人手不够时帮忙照看伤员。“光会唱歌跳舞不行，伤员的肠子流出来了，你得帮他塞回去。”那时候，还没有文工团这一称谓，王洪生所在团体叫做宣传队。

1953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对文化艺术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全军各部队在组织开展基层文化活动的同时，总政治部和各军区、军种、兵种相继组建各类专业文艺团体和体育工作队，成立文艺创作室，形成了一支以业余为基础、专业为骨干的文化工作队伍。”军队文艺工作者才第一次从部队宣传体系中正式剥离出来，各个部队第一次出现了文工团。

那一时期的文工团文艺兵，在林一楠看来，有着近乎“蠢”一般的单纯。进入海政文工团舞蹈团的第四年，林一楠认为自己年纪尚小，就写黑板报希望组织把提干的机会留给别人。之后结了婚，丈夫写给自己的第一封信，她也毫不忌讳地拿给团长看。

刻苦、勤奋，是林一楠那代文工团年轻人的特点。据林一楠回忆，所有新文艺兵要练三年基本功才有机会上台表演。“演出的话，只看业务水平，比比谁的动作更好看标准，谁又拿下了新动作。”林一楠说，当时团里的每个人都一样，“压根没有大明星和普通文艺兵之说。”